刘少奇关于教育工作总的指导思想
新中国成立前，作为党的第一代领袖的核心成员，刘少奇的地位仅次于毛泽东。他曾就针对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关于文化教育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或作了专门阐述，或在某篇文章、讲话中发表见解或主张,其关于教育工作的指导思想及其阐述同样是党的第一代领袖教育方针思想的丰富与展开，也是其核心内容之一。
比如，1937年10月6日，刘少奇在《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一文中提到：“抗日政府的教育政策，以培养抗日战争中急需的干部，提高人民的民族觉悟与文化水准为原则。
1938年2月18日,，刘少奇在《工会工作大纲》中提到：“为了要动员广大的工人群众来积极参加战争中各方面的工作，在政治上教育工人，提高工人的文化政治化教育,反对封建的愚昧教育，提倡科学等——奖励一切私人办学。”
1944年12月9日，在延安青年纪念“一二•九”运动大会上，刘少奇号召：“革命的青年学生必须与广大的工农兵相结合，必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达到革命的目的。”
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指出：“要工人阶级站在先进的地位去领导国家，在各种事业中起领导作用，必须首先把他们组织起来，教育他们，使他们觉悟起来，然后才能实现其领导任务。”
1949年10月5日，刘少奇在华北职工代表大会上指出：“关于工人教育问题。要广泛普遍地进行政治教育。大学里可以办工人训练班，我们自己也可以办训练班”。
1950年10月3日，刘少奇在中国人民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人民的国家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是以为工农服务为目的的。我们国家的教育也应该是为这一目的而服务的。”
1958年5月30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关于实行“两种制度”的问题。
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提出：“文化、教育、科学、卫生事业的发展，必须同经济建设的发展相适应,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既要考虑经济建设和人民群众的需要，又不能超过实际的可能性，不能要求过多过急。”
1964年，刘少奇多次重新提出“两种制度”问题：从长远来讲，实行“两种制度”，“可以初步地消灭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的差别”，“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科学知识、有技术、有实际操作能力的新型劳动者。”
1965年11月6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讨论城市半工半读教育问题会议上指出：“一半时间劳动一半时间上学校的制度，使工作和教育相互成为休息和鼓励”；“像欧文详细说明过的那样，未来教育——这种教育对一切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都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增进社会生产的一个方法，并且是唯一的生产一个全面发展的人的方法——的胚芽，就是从工厂制度发芽的。”
特别鸣谢杨天平、黄宝春《中国共产党教育方针90年发展研究》（重庆大学出版社）。